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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蒲光:關于走中國特色慈善之路的思考

    2022-04-25 641

    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慈善總會會長宮蒲光


    我國現代慈善事業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逐步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走中國特色慈善之路是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必由之路。準確全面地認識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的規律特點,把握新時代中國特色慈善之路的發展方向,推動慈善事業更好地服務于社會治理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是慈善理論研究和實際工作者面臨的非常重要又十分緊迫的重大課題。


    一、中國特色慈善之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在中華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中,慈善始終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在儒、道、墨、佛等主要文化血脈中,包括了豐富的慈善思想和理念,與此同時,出現了以官辦慈善為主,民間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和社團慈善為補充的多種形式的中國古代慈善實踐。官辦慈善在我國有近3000年歷史,它主要體現為一是賑災濟困的荒政,二是扶貧、恤老、慈幼的善政。它既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社會救助行為,也是我國慈善事業的早期實踐。早在西周時期,就設有“地官司徒”專司十二荒政,并“以保息六養萬民”專門從事救荒濟民;漢宣帝設“常平倉”備荒平余賑災;南北朝時期,官方除設“義倉”外又設“六疾館”和“孤獨園”等慈善救濟機構;經過隋唐宋元明清時期,官辦慈善逐漸覆蓋了賑災、濟貧、恤病、慈幼、養老等各個方面。官辦慈善伴隨著封建王朝的更替興衰,始終是中國古代慈善事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對民間慈善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宗族慈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脫胎于原始氏族社會,到宋代頗為興盛,出現了許多官僚、富商、士紳和社會賢達開辦的面向宗族的慈善機構。范仲淹的“義莊”,朱熹的“社倉”都是為族人好友而設。這種慈善形態,為后世家族內互助救濟所效仿,直至明清時期仍有重要影響。宗教慈善自東漢興起,盛于唐朝,隨著佛教的傳入和本土道教的產生,寺廟、道觀擁有的寺產遍及全國,設立了包括悲田院、養病坊等機構,救濟老人、嬰兒、殘疾人和疾病患者,到唐武宗時期會昌滅佛,中國傳統宗教慈善的力量逐漸式微。社團慈善伴隨著明中期民間社團的興起而產生與發展,以各類同鄉、同業會館以及善會善堂等民間社團組織開展的地緣性慈善活動為主要標志。特別是明末清初,江南同善會盛極一時,高攀龍組織的無錫同善會、陳正龍組織的嘉善同善會影響最大,京城及各省紛紛效仿。社團慈善作為民間慈善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中國歷史上一種全新的、非官方、非宗教、非宗族的慈善救濟形態,是古代慈善事業組織化、大眾化、民間化的萌芽。


    近代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西方慈善組織特別是天主教會組織進入中國,與此同時,在中國傳統慈善的基礎上萌生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慈善事業和慈善組織。辛亥革命后,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設立民政司專管救災濟貧等慈善事務,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賡續了這一行政體制。這一時期,先后誕生了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和中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中華慈善團、國際統一救災總會、中華慈幼協會、上海慈善團、香山慈幼院等,它們大多采用西方化的組織結構、制度建設和資本運作模式,體現了中外慈善文化的融合發展,活躍于救荒、醫療、教育、濟貧和戰地救護等領域,發揮了扶危濟困的社會功能,具備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慈善事業發展走過了曲折的發展歷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體系中,將慈善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部分,被劃入資本家榨取更多剩余價值、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和手段,予以徹底否定。受此影響,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把慈善視作舊時代統治者緩和階級矛盾以及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在解放初期的“三大改造”中,將舊社會遺留的慈善機構進行了“關、停、并、轉”,由國家福利機構取而代之,慈善在新中國進入了近30年的沉寂期。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明確地提出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钡乃枷?,逐步改變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對慈善事業的否定態度。以1981年中央批準成立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為標志,我國慈善事業開始復蘇。此后,江澤民、李鵬、朱镕基、李瑞環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批示、題詞、講話等多種形式公開支持發展慈善事業,1994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慈善正名》的署名文章,向全社會傳遞了黨和國家支持慈善事業的積極正面的信息。這一時期,以中華慈善總會為代表的全國各地慈善組織紛紛成立,到2000年全國登記慈善組織已達近千家。



    進入新世紀,2001年,九屆人大四次會批準的《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首次明確提出“發展慈善事業”。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高度,進一步重視慈善事業,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將慈善事業與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一并構成社會保障體系,這是黨的重要文件第一次賦予慈善事業這樣重要的社會功能。200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支持慈善事業發展”。此后,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報告和規劃等都強調“發展慈善事業”。2005年、2008年國家還兩次召開中華慈善大會,胡錦濤總書記親自出席。2011年7月發布《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2011—2015)》,全面規劃部署了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下,黨和國家加快推進慈善事業法制化建設,我國慈善事業發展進程明顯加快。2014年國務院出臺《關于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016年《慈善法》頒布實施,2017年《志愿服務條例》頒布施行,此后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共出臺400余件配套政策法規和文件,為慈善領域法治化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當前,我國慈善事業總體規模迅速擴大,慈善法規政策體系逐步建立,慈善組織體系逐步完善,慈善服務監管體系初步形成,慈善文化活動日漸豐富,以互聯網慈善為代表的全民慈善蔚然成風,慈善事業邁入了又好又快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


    縱觀我國慈善事業發展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們走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慈善之路,那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繼承發揚優秀傳統慈善文化的精神內涵,借鑒國外慈善事業成功經驗,融合現代慈善體系特征,與時俱進,在實踐中不斷創新發展的慈善之路。它既不是傳統慈善事業的簡單延續,也不是對西方慈善事業的照抄照搬,而是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努力探索形成的融匯中西、適應時代,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和核心價值觀,順應共同富??偰繕说恼_道路,是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歷史的必然選擇,也是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格局下慈善事業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前左二)與浙江省慈善聯合總會會長陳加元(前左三)在金華市慈善基地考察調研



    二、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是中華文明的燦爛結晶


    慈善文化是慈善事業發展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力量。從文化淵源上看,我國慈善事業與西方慈善文化迥然不同,這也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有別于歐美慈善的根本所在。西方慈善的文化傳統主要源于五個方面。一是“博愛”思想。亨利·艾倫·莫的名言“宗教乃慈善之母”表明,慈善思想位居基督文明的核心,是西方社會最高價值導向,超越其它成為價值的總源?;浇痰膬蓷l誡命:第一是“愛上帝”,第二是“愛人如己”,它是不求回報、超越血緣親情、國家民族、社會階層和性別文化等界限的所謂普世主義的愛。二是罪富文化。它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說,即人生下來就是有罪的,而且富人的罪更為深重,正如耶穌說“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艱難”,只有通過捐贈才能獲得救贖。美國慈善學者維費說,“中世紀慈善的動機一大半是為了贖罪,或更廣義地講,是為討好巴結天堂里的統治者,給自己在煉獄里行方便”。三是互助和志愿精神。在開拓美洲新大陸中,為了克服新環境下的千難萬險,人們團結協作,相互幫助、和衷共濟,共同建設學校、醫院、圖書館、教堂等公用設施,共同開展社區管理,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互助共濟文化和志愿服務精神。四是追求獨立自主人格的價值實現。在尊重個人的獨立與自由的西方主流價值觀下,回報社會、承擔社會責任則是個人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它奠定了慈善的廣泛的社會基礎。五是法治精神。法治貫穿于西方慈善事業發展的始終。英國最為典型,從17世紀的《慈善用途法》,到19世紀的《慈善信托法》,再到近現代的諸多法律,彰顯了西方慈善發展中的法治精神。


    慈善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璀璨結晶,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形成了鮮明的特色。一是慈善文化多元一體。早在先秦時期,孔孟、老莊、諸子百家就有對慈善的精辟闡述,隨后從印度傳入的佛教、我國本土產生的道教,以及儒釋道三教融合發展的進程中,都蘊含了豐富的慈善思想和理念。譬如,儒家講“仁愛、民本、大同、義利”,墨家講“兼愛、貴義、共濟、互助”,佛教講“慈悲、因緣、業報、行善、功德”,道教講“積德、勸慈、承負、濟世”,雖然表述不同,但義理相近,精神同源,都含有舍己為人、救人濟世、福利民眾等價值觀念,構成了中國古代慈善事業興起、發展的思想淵源和理論基礎。二是慈善深受仁政影響。我國歷史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以儒家思想立國長達兩千多年?!叭省笔侨寮宜枷氲暮诵?,在人際關系中講“仁愛”,延伸至國家治理中即“仁政”。這是孟子在西周已有“十二荒政”“保息六政”和《管子》興“六德”行“九惠之教”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孔子仁學提出的國家治理理念和重要思想。在這一思想影響下,歷代統治者將以民為本、關心和體恤百姓疾苦,視做為政之要,將慈善納入朝廷官府分內之事,予以大力支持。推行仁政的民本理念孕育了中國傳統慈善的思想理論基礎,它不僅是歷代統治者設立各類慈善機構的思想淵源,也鑄就了中國官辦慈善代代相承的文化基因。三是慈善體現差序格局。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深刻揭示了由于親緣、地緣、經濟、政治、知識文化等因素形成的“推己及人、親親而仁民、由近及遠”人際親疏關系,也反映了在儒家綱常倫理觀念下形成的家族慈善的普遍規律。雖然儒家強調“兼善天下”,墨子講“兼愛”,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親疏有別、有差序的仁愛和封建統治者的“仁政”,與西方社會一視同仁的“博愛”還是有所區別。如前所述.興盛于宋代的宗族慈善突出反映了這一特點。四是慈善突出扶弱濟困。從歷代官辦慈善的施粥、賑谷、調粟等救濟措施,到宗族慈善興辦的義莊、義田、義倉,寺院設立的悲田養病坊、福田院,再到民間興辦的積善堂、同善堂、兼善堂等各類善堂,中國傳統慈善均強調“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它的指向是社會弱勢和特殊困難群體,是以扶弱濟困為目的的狹義慈善,而非包括公益事業在內的現代廣義慈善,雖然晚清“賑災公所”和“廣仁堂”等民間慈善組織所開展的慈善活動內容已接近現代公益慈善事業,但就整體慈善事業而言仍以狹義慈善為主,這是中國傳統慈善文化的鮮明特征。五是傳統慈善人治色彩濃厚。中國古代慈善事業除官辦慈善屬于“仁政”的一部分,有一定制度規范外,宗教慈善、宗族慈善和社團慈善等民間慈善均為自覺自愿的社會行為,雖也有朝廷和官府的支持,一些善會組織也制定了內部的規章制度,但缺少法律規范和國家制度約束。直到民國時期,1914年制定的《中國紅十字會條例》才開啟中國現代慈善法制的歷史。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生生不息的慈善基因,為中華民族形成溫良恭儉讓的傳統美德奠定了基礎,滋養了“守望相助、和衷共濟、助人為樂、風雨同舟”的道德情懷。但是也不可否認,傳統文化在賦予慈善豐富營養的同時,也使得慈善蘊含了時代的局限性,如慈善觀念中的恩賜、施舍、人格不平等、親情差序、求名圖利等等因素。這些多維度的傳統文化為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渲染了先天的底色,為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產生與發展提供了豐厚的養分和特殊文化土壤。



    作者(左一)在珠海市考察慈善藥品援助項目



    三、中國特色慈善事業具有特殊的社會功能


    慈善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和社會現象,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具有扶貧濟世的積極作用。但從社會功能定位看,中國特色慈善事業與西方慈善事業還是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西方,慈善事業社會功能具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慈善是宗教力量參與社會生活、弘揚價值觀的重要途徑。中世紀以來,教會慈善一直是西方慈善的典型形態。一方面,宗教信仰有力促進了慈善活動的發展,“對信仰虔誠的教徒來說,積極參加社會服務、向慈善事業捐贈自己的時間和金錢,是對宗教信仰和道德原則的最好實踐?!绷硪环矫?,慈善也在基督教的認同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向信徒推崇慈善理念,慈善行為的主體由公民個人演變為教會組織,不僅使基督教的神圣性與慈善愛心的感召力緊密聯系在一起,增強了基督教的內部認同與凝聚力,也使大量慈善資源集中在教會手中,極大地強化了宗教的社會影響力,弘揚了基督教的價值觀。二是慈善是西方商業邏輯在社會領域的延伸。在西方,大部分慈善基金會采用復雜精密的成本效果算法和金融投資邏輯,對慈善項目的社會或經濟回報潛力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力求在取得慈善成果的同時,實現更佳的營利性,為將來帶來更大的經濟增長機會。不可否認,西方商業巨頭創立的慈善基金會確實為社會作出了貢獻,但實質上是西方商業邏輯在社會生活中的延伸,慈善成為富豪階層擴張商業版圖、保護延續家族財富和擴大社會影響力的通道。例如,比爾·蓋茨若沒有將其580億美元的財產捐贈出去,其子女要想繼承這些財產,就得先交319億遺產稅和個人所得稅,共計406億美元,他選擇捐贈出去,這筆財產名義上歸社會所有,但實際上仍在其子孫后代掌控之中,只是每年要拿出5%來做公益事業。既然如此,何樂而不為呢?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的,資本家開展慈善活動的目的是資本的再積累?!肮缮瘛卑头铺匾舱f,“慈善已經不僅是慈善,也是一種管理財富的方法”。也正因為此,將慈善公益行為視為企業影響力投資,已成為現代企業家的共識。三是慈善是西方第三部門參與緩解社會矛盾的有效手段。伴隨著西方福利國家的興起和公民社會的發展,“一場有組織的志愿運動和創建各種私人的、非營利的及非政府的組織運動,正成為席卷全球的最引人注目的運動。他們提供人道服務,促進基層社會經濟的發展,防止環境退化,保障公民權利,以及成百上千先前無人關注的或由國家承擔的種種目標?!蓖ㄟ^第三部門,慈善在幫助西方政府解決社會問題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我國,慈善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促進社會和諧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第一,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是我國第三次分配制度的主渠道。收入分配制度是涉及人民切身利益、影響國家發展全局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統籌完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優撫安置等制度”,“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首次以“第三次分配”確立慈善事業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明確將慈善事業定位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2021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又進一步指出,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相對于市場根據要素貢獻進行的初次分配和政府體現國家意志進行的再分配,社會成員在道德、文化、觀念的影響下,通過慈善事業、志愿服務等方式,能夠有效實現社會資源和財富的第三次分配。與初次分配關注市場經濟效率、再分配以強制性行政手段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不同,以慈善為主渠道的第三次分配依靠“精神力量”,奉行“道德原則”,通過人性的溫暖和友愛促進社會資源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微觀均衡流動,能夠有效輔助政府彌補市場失靈和政策盲區,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補充,是推進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第二,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是我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有機組成。2004年10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黨和國家賦予慈善事業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的重要使命。我國現代慈善事業已經涵蓋的扶貧、濟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殘、優撫等諸多領域,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中既大有可為,又具有重要作用,是政府社會救助制度的有益補充,它對于拓展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織密織牢兜底保障網,提升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社會功能發揮著拾遺補缺的重要作用。


    第三,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是我國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統籌推進協商民主,進一步明確了包括慈善組織在內的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現代化大格局中應有的地位和作用?!按壬剖聵I是現代社會運行中自我調節的一種具體方式,它聯接我國基本制度(基本經濟制度)與重要制度(民生保障制度),聯接突發事件應對與日常社會治理,聯接政府治理與群眾自治,是增強國家軟實力和社會凝聚力,促進社會文明進步,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徑?!痹谖覈F代化建設中,城鄉、區域、不同群體間的財產收入差距將是長期存在的,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還有待提高,在發展中積累的一些社會矛盾交織疊加,對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慈善事業對于調節階層差異、緩和社會矛盾、推動社會公平、增進社會和諧、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防汛救災等重大突發事件中,慈善事業凝聚了全社會的愛心善意,通過強大的社會資源動員整合能力,配合政府幫扶困難群體、解決群眾關切、化解社會矛盾、助力基層社會治理,為應對重大災難、兜好民生底線、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凸顯了自身的強大正能量。


    第四,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是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體現。從國際經驗看,慈善不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還在提升公民社會責任與社會公德、促進社會成員互助友愛等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我國,慈善既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和崇高精神境界的體現,又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公民高尚道德情操的具體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樹立慈善意識、參與慈善活動、發展慈善事業,是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道德實踐”,“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無論是貧窮還是富裕,不管在什么條件下,不管做了多少,只要關心、支持慈善事業,積極參與慈善活動,就開始了道德積累。這種道德積累,不僅有助于提高個人和組織的社會責任感及公眾形象,而且也有助于促進整個社會的公平、福利與和諧,有利于增強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使社會主義榮辱觀在全社會得到更好的弘揚,切實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贝壬谱鳛樯鐣髁x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不僅引導向上向善的社會價值取向,還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催生和諧、共享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的社會道德風尚,形成強大的社會正向精神力量。



    作者(前中)向微芯研究院工作人員了解區塊鏈技術在公益慈善領域的應用情況



    四、中國特色慈善事業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認為,政治是以經濟為基礎的上層建筑,是以政治權力為核心展開的,各種權力主體維護自身利益的特定行為以及由此結成的特定關系。慈善是基于高尚道德情操的濟世利民的事業,現代慈善活動都遵循自愿、公益、無償、非營利和社會性原則,但慈善并不是所謂“自由、平等、開放、獨立、自主、個性”等“普世價值”這一理想主義“精神樂園”的外化。從慈善的本質特征而言,它的產生發展須臾不可能脫離其所處的政治氛圍、人文背景和制度環境,同時它也無時無刻不在參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梢钥隙ǖ刂v,慈善作為個人行為,它與道德相伴相生,不僅是溫情脈脈善良品質的個人私德,也是慈心善舉的社會公德,是高尚道德的外化,而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一項重要的社會事業,其本質特征則是調節收入分配、平衡階層利益、緩和社會矛盾、伸張公平正義、弘揚主流價值觀,從而具有彌補市場失靈、制度缺失、維護階級統治、助力社會治理的社會價值和特殊作用,這也成為它無可諱言的政治屬性。正因為此,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就將資本主義社會的慈善視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部分,予以無情批駁和徹底否定,認為雖有個別資本家的品德高尚,但是他們本質上是施以小恩小惠,以謀得更大利益的虛偽慈善。實質上是資本家維持社會地位,賺取社會榮譽和擴大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F代西方社會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已今非昔比,但馬克思、恩格斯對慈善的這一論述,對我們認識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慈善的本質,深刻理解政治屬性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題中應有之義,依然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和社會基礎。


    中西方有不同的歷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國情,賦予了慈善適應不同社會制度和政治環境的不同政治屬性。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千秋偉業的重要參與者。它的政治屬性主要體現為:一是堅持黨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什么是中國特色,這就是中國特色?!敝袊伯a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進入新時代,推動我國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必須旗幟鮮明地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黨建引領的政治原則,充分發揮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全面加強慈善組織黨建工作,在慈善工作領域實現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兩個全覆蓋”,這已成為黨和國家管理慈善組織的基本制度,這既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最突出的基本特征,也是慈善事業發展的根本保證。二是踐行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宗旨,也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的最高價值取向。一方面,慈善事業作為匯聚社會愛心、參與扶貧濟困的偉大事業,心系廣大困難群眾衣食冷暖和弱勢群體疾苦安危,與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同宗同源、一以貫之、一脈相承,是黨的宗旨的生動體現,也是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的重要實踐;另一方面,我們黨一貫主張,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之一,慈善事業是社會成員自主自愿參與的財富流動,是實現社會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機制,深刻體現了社會主義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對于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三是響應黨的號召。當代中國,慈善活動已經從親朋好友走向大眾,從家庭家族走向社會,由分散的、短期的、自發的個體私益慈善,發展為組織化、規范化、社會化的公益慈善。特別是在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中,在疫情防控的偉大斗爭中,在抵御特大自然災害和重大突發事件應對中,全國慈善行業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奮力投身黨的事業,用實際行動和優異成績彰顯了中國慈善的價值和使命。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歷史性變化,中國特色慈善事業必將在鞏固拓展脫貧成果、參與鄉村振興戰略、幫扶救助困難弱勢群體、推動共同富裕和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四是當好黨的助手。西方慈善事業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志愿性、公益性、平等性、社會性以及法治與自治相結合上,這是西方“小政府、大社會”社會治理模式下的產物,從理論到現實都有其存在的社會土壤和環境。但在中國“大政府+大市場”的復式結構治理模式下,各級各類慈善組織與黨和政府目標一致、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是黨和政府意志的忠實擁護者、堅定踐行者和社會治理的可靠助手。從現行的慈善組織監管體制和方式而言,雖然與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相比,慈善組織有一定的自主權,但在發展方向、重大原則問題上必須與黨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這不僅是管理體制的要求,也是慈善事業發展的有力保障。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慈善組織最多可稱為西方語境中的NPO(非營利組織),而絕不是獨立于政府甚至與政府相對立的NGO(非政府組織)。


    作者(右二)在延安八一敬老院,與陜西省慈善協會會長吳前進(左一)、時任延安市委書記徐新榮考察慈善助老項目



    五、中國特色慈善事業具有獨特的發展模式


    西方各國的慈善事業都在其歷史演進和發展中形成符合自身發展環境和時代背景的發展模式。從最早發生工業革命、開啟西方專業化慈善事業的英國,到以社會保險為核心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的歐洲,再到保留英國民間慈善傳統的美國,都是伴隨本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逐步發展而來,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慈善發展模式。在美國,最突出的一是個人慈善捐贈比較活躍,二是以基金會制度為代表的民間慈善,從1913年最早的私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到1936年成立的福特基金會,再到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會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成立,2006年巴菲特宣布將他85%的財產捐贈給蓋茨基金會。這些慈善基金會不僅是美國富人回報社會的方式,也是普通民眾參與慈善事業的重要途徑。據美國施惠基金會發布的《2020年度美國慈善捐贈報告》,美國2020年通過個人、基金會、遺產、企業等4個渠道籌集到的慈善捐款達4714.4億美元,約占美國GDP的2.3%,其中近70%的社會捐款來自于普通民眾。在英國,高度重視慈善法治體系和監督管理體系建設,慈善事業獨立于政府運作,隸屬議會的慈善委員會是最權威的慈善管理機構,它負責對英國本土各類慈善機構提供咨詢服務,進行監督管理,慈善組織則按照不同領域成立行業協會進行行業管理。在日本,慈善捐贈以政府為主導,以企業捐贈為主,針對企業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整體上多于針對個人的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在新加坡,慈善事業以政府為主導,大多數慈善組織與政府之間是一種合作共進的關系,全部的慈善組織都隸屬于社會服務全國委員會。


    有學者從資金來源和組織架構兩個維度將慈善事業發展形態歸納為四種模式。第一種是歐陸模式。慈善事業資金來源主要依靠政府撥款,慈善事業組織架構主要依靠政府機構,即公民向政府交納稅收,政府通過社會保障制度安排慈善性社會組織向公民提供資金和服務,這與“福利國家”的基本方針、政策完全契合,歐洲特別是北歐國家通常采取這種模式。第二種是中國香港模式。慈善事業資金來源主要依靠政府撥款,慈善事業組織架構主要依靠民間力量,這源于香港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經濟環境,戰后香港貧困問題長期依靠民間慈善機構去解決,20世紀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后,港英政府加大對民間組織的資金投入,撥款總量逐漸增加到70%—90%。以上兩種模式很大程度上模糊了政府福利事業與慈善的界限,將許多本屬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甚至公益事業的事務,由政府交給慈善組織去實施。第三種是美國模式。慈善事業資金來源主要依靠社會募捐,慈善事業組織架構主要依靠民間組織,以基金會為代表的美國慈善組織的籌款能力與組織能力都很發達,這與美國的“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完全契合。第四種是中國現行模式。慈善事業資金來源主要依靠社會募捐,慈善事業組織架構主要依靠政府機構和官方慈善組織。雖然這種劃分對現代慈善發展模式的描述并不夠準確全面,但把握了慈善事業發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產生于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歷史文化之上,在借鑒吸收西方慈善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獨特發展模式。


    一是政府主導和民間參與雙向互動。在我國,慈善活動與政府主導密不可分,沒有政府的重視與推動,慈善事業寸步難行,更不可能發展壯大。20世紀60年代,在毛澤東主席的號召下,全國上下廣泛開展了“學雷鋒做好事”活動,這是慈善精神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生動體現,也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具有標志性的重要方式。改革開放后,政府改變了行政包辦慈善的做法,從組織架構和慈善募捐兩個方面都體現了政府主導與民間參與的雙向互動。在完善組織架構方面,在各級政府積極支持下成立各類官方慈善組織,大力開展慈善活動,還逐步讓渡社會空間,使民間力量重新回到慈善事業中。截至目前,全國登記認定慈善組織達9000多個,其中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超過3000個,備案公開募捐方案超過2.5萬件,此外還有大量尚未認定為慈善組織的基金會、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從事著《慈善法》規定的慈善活動。在開展慈善募捐方面,各級政府都把慈善募捐作為分內工作,不但通過發行福利和體育兩支國家彩票募集資金,一些地方政府還印發文件廣泛動員機關干部和企事業單位職工參與慈善捐贈,每年常態化開展“慈善一日捐”活動。特別是在應對突發事件中,領導干部帶頭捐款已經成為中國慈善的一大特點。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帶頭捐款,全國廣大黨員積極響應,約8000萬黨員自愿捐款83.6億元。領導干部帶頭捐款,黨政機關積極倡導,帶動社會各界廣泛參與,政府和社會之間雙向互動、協同配合、融合發展,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發展的顯著特征。


    二是慈善事業積極參與國家重大戰略。按照《慈善法》規定,我國慈善事業涵蓋扶貧、濟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殘、優撫、救災、突發事件應對、科教文衛、環保等諸多領域,工作重點始終對標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和突發事件應對。這集中體現了我國慈善事業堅持黨的領導的政治屬性,體現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也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運作模式的鮮明特征。比如,在脫貧攻堅戰略中,全國各級各類慈善組織積極引導社會資源和慈善力量向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貧困群體傾斜,切實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在扶貧濟困、助學助教、助醫助殘、助孤助幼、安老敬老等領域創立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救助模式,為留守兒童、留守老人、殘障人士及特殊困難群體兜底保障作出了積極貢獻。據統計,2011年至2017年,7年里全國向扶貧領域的慈善捐贈達1712億元,占各級財政扶貧總投入的10%左右。再比如,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全國慈善行業同心同德,共赴國難,共克時艱,全力以赴投入社會動員,勸募抗疫急需的口罩、防護服、護目鏡、呼吸機、救護車、消殺藥劑等各類物資和資金,形成慈善助力抗擊疫情的強大正能量。據民政部發布的數據,截至2020年4月23日,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全國各級慈善組織、紅十字會共接收社會捐款419.94億,抗疫急需物資10.94億件,相當于各級財政抗疫資金總投入的近1/3。此外還開展志愿服務超過2.3億小時,為中國抗疫斗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是官方慈善組織是慈善事業的中流砥柱。從20世紀 80年代國家批準成立一批帶有濃厚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會,如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宋慶齡基金會、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南京愛德基金會、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等,到90年代在成立中華慈善總會的帶動下,全國各省市相繼設立具有公募資格的慈善會,以自上而下的慈善會系統為主,加上各類官方基金會,慈善性質的福利院、孤兒院等社會服務機構組成的官方慈善組織,在中國慈善領域一直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官方慈善組織數量和籌募總量均在慈善行業中超過半壁江山。當前,我國官方慈善組織大體可分為三類。其一是慈善會系統。這是各級民政部門直接管理的慈善組織,既保留社團登記,又按照公募基金會管理,其運作模式既有“官辦官養”也有“官辦民養”,主要領導大都有政府工作經歷,部分地方慈善會領導(會長、常務副會長、秘書長)由民政部門負責人兼任,部分慈善會專職工作人員具有行政或事業編制,一些慈善會還有行政撥款,其中省級慈善會實現31個行政區域全覆蓋,地級慈善會行政區域覆蓋率超過97%,縣級慈善會行政區域覆蓋率超過82%,形成了一個比較特殊的官方慈善組織網絡。此外,在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慈善會系統已經從市、區縣級向下延伸至街道、鄉鎮,甚至下沉到社區、村的層面,形成了以各縣(市、區)慈善總會為龍頭、各鎮(街道)慈善分會為依托、各村(居)慈善工作站為延伸的遍布城鄉的基層慈善組織網絡,較好解決了“服務困難群眾和全民參與慈善”最后一公里的問題。截至2020年12月,全國縣級以上慈善會就達2707個,縣區級慈善會所屬的慈善分會及慈善聯絡站達 62342家,機構數量約占慈善行業近1/3,在重大社會捐助活動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二是各類官方背景的基金會。據楊團主編的《慈善藍皮書》統計,有官方背景機構發起的系統型基金會共2189家,占慈善組織的1/4。這類基金會又可分為“官辦官養”基金會,如紅十字會基金會、宋慶齡基金會等做為參公事業單位,有行政級別、有編制,由財政供養;“官辦民養”基金會,如中國青少年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等,一部分基金會是由事業單位改制成為慈善組織。其三是各類官方背景的具有慈善性質的社會服務機構。其中,既有政府主辦的各類公益類事業單位和社會福利機構,如敬老院、福利院、孤兒院等,也有群團組織主辦的,如工、青、婦、殘聯、紅十字會等開辦的各類慈善性質的社會服務機構,還有官方支持的民間組織和個人辦的社會服務機構。這其中既有“官辦官養”,也有“官辦民養”,還有“民辦官助”。這些官方慈善組織有如市場經濟中的國有企業,一方面在運行中存在管理模式行政化、組織資產國有化、人員等級化、領導官員化的問題,另一方面在慈善業務開展上,存在行政化攤派募捐、壟斷慈善資源、項目運作能力欠缺、靈活性不夠等不足。例如,2020年“99公益日”前夕,多地黨政部門發起慈善總動員,由黨政領導牽頭組織各個方面齊上陣,迎戰一年一度的“99公益日”,目的就是獲得更大額度的配捐,加劇了慈善資源分配的不公平現象。即便如此,長期發展實踐已經證明,在“強國家、弱社會”的傳統社會結構和現實社會中“大政府+大市場”的復式結構中,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充分發揮官方慈善組織鏈接政府行政資源,借助體制優勢開展慈善活動,依然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得以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依托。伴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治理結構的轉型,以慈善會系統為代表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組織也將適應時代發展,在完善治理結構、增強組織活力、提高業務能力中實現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為中國慈善事業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四是互聯網慈善蓬勃發展。伴隨著互聯網經濟的蓬勃發展,我國互聯網慈善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近年來,通過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聯網公開募捐平臺,慈善組織募集的善款每年增長率都在20%以上,2020年募集金額達82億元,比2019年增長52%。2019和2020年連續兩年超過100億人次點擊、關注和參與了互聯網慈善。特別是騰訊公益發起的“99公益日”,以網民捐贈為基礎,在機構配捐的激勵下,已經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全民互聯網慈善活動。僅2020年“99公益日”3天時間,網上互動人次就高達18.99億,5780萬人次捐出善款23.2億元,加上愛心企業配捐共募善款達30.44億元。2018到2020年“99公益日”期間,微信用戶捐贈比例從1.59%上升到5%,平均每筆捐贈從29.6元增長到40.14元??梢哉f,互聯網慈善有力促進了我國全民慈善的風尚,慈善組織的活力和社會公眾的愛心善意在線上被進一步激發,它已經成為我國慈善事業最先進、最重要、最有發展潛力的形式,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最顯著的特征。


    五是慈善行業行政監管嚴緊。我國對慈善組織的監督和審計采用的是行政為主的多主體模式。民政部門、業務主管部門、財政稅務部門、審計部門和人民銀行都對慈善組織負有監督責任。民政部門承擔依法登記管理和依法監督職責,業務主管部門側重對慈善組織的業務指導和具體的日常管理,財政稅務部門、審計部門和人民銀行重點監督慈善組織的財務狀況。2016年《慈善法》出臺以來,對慈善事業的規制與監管更趨嚴格,促進慈善事業發展的政策目標與嚴格的慈善監管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錯位。以慈善組織認定登記為例,長期以來,我國慈善組織注冊登記采用的是雙重管理體制,即受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的雙重管理。注冊程序主要包括自我審查,業務主管部門初審,登記主管部門的正式審查,整個注冊模式明顯體現政府意志和政府選擇的作用。雖然201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明確提出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和城鄉社區服務類四類社會組織,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不再經由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和管理,但名至實未歸,慈善組織登記依然面臨著諸多“軟約束”,依法認定和新增的慈善組織發展緩慢,現慈善組織數量僅占全國社會組織總量的比例僅為1%左右,且慈善組織數量增速呈逐年遞減態勢。


    作者(右一)在“《慈善法》修法工作階段性推進會”上,與鄭功成(左一)教授、王振耀院長交流



    六、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的發展走向


    綜前所述,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產生和發展最突出的兩大特點:一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是植根于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變遷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政治環境,是中國古代文明與現代化相結合的產物;二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是中國改革開放走向世界進程中,在傳統慈善文化和實踐基礎上,學習和借鑒西方慈善文化,融會貫通的結果。因此,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的發展走向,從根本上也必然要遵循兩條發展規律。首先是揚棄。任何一種傳統文化都存在精華和糟粕的兩面性,它的發展進步必然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過程。就中國特色慈善事業而言,絕不是“凡特必優”,特色是客觀的事實,其中同樣存在精華與糟粕,它的未來發展走向必然是揚棄的過程。其次是融合。中國特色慈善事業伴隨著近代以來中國世界化的歷史進程產生和發展,而隨著我國逐步走到世界舞臺中央,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一方面,中國將進一步與世界接軌,進一步融入世界,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積極推進世界的中國化,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和現代化進程中的成功經驗貢獻于人類,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提供更多的中國智慧。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的未來發展走向,必然要融合到這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事業之中,既要堅持中國慈善世界化,更要積極促進世界慈善中國化。


    目前,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下,我國慈善事業總體規模不斷擴大,2019年中國社會公益資源總量3374億元,其中社會捐贈總量約為1330億元,志愿者貢獻總價值為903.59億元,彩票公益金募集量為1140.46億元,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發展取得了值得驕傲的歷史性成就。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當前制約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發展的現實問題。一是慈善事業發展潛力有待進一步發掘,近年來我國每年接收的捐贈款物總額停留在1400億—1500億元的水平上,增幅不明顯,人均捐贈額和慈善捐贈總額在GDP中占比與發達國家相去甚遠;二是依法治善尚有差距,《慈善法》及相關配套政策不完備、現有法規政策落實不到位仍是不可回避的現實,全社會的法治意識有待加強,依法治善任重道遠;三是慈善事業發展環境有待改善,促進慈善事業發展的政策激勵力度不足,對慈善組織和慈善捐贈者的精神鼓勵不夠,慈善稅收優惠不夠慷慨,公民的慈善意識、社會的慈善氛圍還不夠濃厚,公共輿論對慈善的態度還不夠寬容友好;四是互聯網慈善法規政策體系建設滯后,面對日新月異的“互聯網+慈善”發展態勢,現有的監管制度還不夠完善,促進網信技術與慈善創新融合發展的政策還有空白,社會公眾通過互聯網參與慈善活動的行為規范尚未完全建立;五是慈善參與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機制不健全,慈善組織參與應對重大公共事件的法律地位不明確,現行的《突發事件應對法》未將社會組織納人國家突發事件應對體系,對主動參與的慈善組織和志愿者缺乏必要的保障和激勵措施;六是慈善組織自身建設有待進一步強化,慈善組織數量不足,整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自身公信力和能力與公眾期待不相適應,慈善行業發展的良性生態有待進一步完善。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黨和國家把加大對困難群眾幫扶、解決貧富差距、促進共同富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國慈善事業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伴隨著慈善事業法規政策體系逐步完善,慈善服務監管體系進一步健全,慈善組織體系規模結構進一步優化,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的高質量發展將呈現出五大趨勢:從傳統慈善走向現代慈善;從個人行為走向以愛心為動力的社會事業;從少數精英慈善走向大眾慈善;從線下慈善走向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慈善;從狹義濟困慈善走向關注整個社會的廣義慈善。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方興未艾,未來可期:


    一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發展環境將進一步優化。在黨的十九大、十九屆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指引下,借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系列重要講話的強勁東風,全社會特別是各級黨委政府對慈善事業的重視程度將進一步提高,體現國家鼓勵支持慈善事業的社會榮譽、慈善表彰制度等精神激勵措施將會更加健全;有利于慈善組織持續健康發展的體制機制將不斷完善,社會各方面參與慈善和社會救助的渠道將進一步暢通;各類新型捐贈方式將更加豐富,慈善信托的規模將不斷擴大;各類公益性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力度將進一步加大;慈善行業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也將進一步提升。在黨和政府的大力倡導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人人慈善”理念將成為可感可知的現實,一方面高收入群體和企業家積極回饋社會,精準持續地投入慈善事業,發揮其應有作用;另一方面,捐贈主體將日益“大眾化”慈善事業重心下沉,社區慈善將獲得巨大動能與發展空間,慈善事業社會基礎將更加雄厚,慈善發展環境進一步優化。


    二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是踐行黨的為民宗旨、彰顯黨的為民情懷、落實黨的為民理念的偉大事業,必須以黨的方向為方向、以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意志為意志。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秉h的十九屆五中、六中全會將共同富裕列入重要的戰略任務。2021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把浙江省確定為共同富裕示范區并出臺支持意見。2021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再次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將“三次分配”列入“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為開創中國特色慈善事業、助力共同富裕千秋偉業,提供了明確的戰略指引。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這一歷史進程中,慈善事業的內涵和外延將得到更大拓展,其社會地位及作用也將發生實質性改變。慈善將不僅包含固有的傳統內容,還將涵蓋更多公共服務、社會分配與社會治理功能,躍升為實施第三次分配、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中國夢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更為顯著的作用。


    三是中國特色慈善文化將得到進一步弘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休戚與共、血脈相連的重要紐帶?!薄耙粋€民族、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必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契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人民正在進行的奮斗相結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需要解決的時代問題相適應?!贝壬频赖率巧鐣髁x核心價值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慈善精神是社會主義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慈善動員機制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慈善行動是社會主義集體主義行動的重要表現。進入新時代,中華慈善精神將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礎等諸多方面,彰顯出應有的特殊作用。慈善行業使命光榮、重任在肩,將積極主動配合黨和政府從踐行黨的為民宗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民生保障制度和社會治理體制的高度,推動全社會增強慈善意識、弘揚新時代雷鋒精神,將中華慈善文化融入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實踐中,大力推進慈善理念培育、慈善理論研究和慈善文化傳播,積極倡導人人參與、人人盡力的慈善風尚,為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發展營造陽光法治、積極向上的社會氛圍。


    四是中國特色慈善法治體系將進一步完善。堅持依法治善、依法行善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長遠發展的根本保證。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下,我國慈善事業法治化進程明顯加快。特別是2016年《慈善法》頒布施行,是我國慈善法制建設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202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門對《慈善法》實施情況進行了執法檢查,審議通過了執法檢查報告,2021年又啟動了《慈善法》修訂工作。特別是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三次就包括《慈善法》修訂在內的社會保障立法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李克強、栗戰書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相應作出批示,為完善中國特色慈善法治體系,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梢灶A見,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中國特色慈善法治體系建設一定能夠在吸收借鑒國外有益成果的基礎上,認真總結提煉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發展中的有益經驗和獨特發展模式,形成自己的發展道路,為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做出符合國情和事業發展需要的頂層設計,筑牢中國特色慈善之路的法治之基。


    五是中國特色慈善治理體系和監管方式將進一步優化。推進慈善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特色慈善事業長遠發展的有力支撐。伴隨著我國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慈善治理體系和監管方式將進一步優化,政社關系將得到進一步理順,慈善組織治理能力將得到進一步提升。在理順政社關系方面,政府將進一步發揮引領作用,在尊重慈善事業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改進對慈善行業的監管理念和方式,把鼓勵支持、協調促進慈善事業發展做為監管的基本理念和工作出發點,既依法依規、從嚴管理,也關心愛護、排憂解難,引導支持慈善組織健康發展。在提升慈善組織治理能力方面,各級各類慈善組織將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完善現代慈善組織管理制度,優化決策執行機制,提升組織執行能力,完備內控監督程序,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慈善組織“透明、高效、規范”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通過政社雙方的共同努力,慈善監管整體效能、慈善資源整合能力、慈善應急管理水平將得到進一步提升,樞紐型慈善組織將發揮更大作用,健康有序、多元合作的慈善行業生態將進一步鞏固,政社之間多元協同的治理模式將進一步成熟定型。慈善行業將進一步深刻理解、準確把握中國特色慈善治理模式的本質特征,以提升慈善組織社會聲望、專業能力、治理水平為己任,自覺主動接受黨和政府領導,充分發揮社會組織自身的特點和作用,積極推動慈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中國特色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作者為: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慈善總會會長)

      文章來源:《社會保障評論》202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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